经常回过头来发现，有时候自己的标题写得随意，题目太大，水平不及、资料不足，又难符其实。这次要小心，复旦文史研究院所编学术入门手册之一《徽学研究入门》，是王振忠教授所著的一本手册式小书。本书前面的介绍性内容只有八十多页，后面附有171页的各类文献、资料目录。从总篇幅看，主要还是一个大的书单，前面精要的对徽学的研究史做了个归纳。本书以及这一套书对于研究生或相应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的确都是很好的工具书，而此类精要的小书，又着实难找。以此书为引，大致写下点东西。

l  徽州

明代名剧《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一首诗《游黄山白岳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成为了描绘徽州的代表性文字之一。

黄山不用说，又名黟山，在黟县；白岳即指休宁县内的道教四大名山齐云山，供奉真武大帝。汤诗所述，在指明清徽商和徽州文化已盛一时，各地贤达，或为寻拾文辞故地、或为附庸风雅，集聚而来，使得本来安静闲适的徽州成为了旅游胜地，熙熙攘攘、俗气太重的样子。

徽州府，前身为歙州、又名新安，始置于隋朝，设一府六县，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至20世纪，1987年，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明清以来徽州都是府级建制，清康熙从江南省分立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安徽省取安庆府和徽州府辖区、江苏省取江宁府和苏州府辖区。安徽首府初在江宁、后置于安庆，直到新中国之后移至合肥。——明清安徽省当然不仅仅是安庆和徽州两府，还包括宁国府、太平府池州府、庐州府、凤阳府，只是可见安、徽两府的经济文化地位较高。

徽州所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至今除婺源划入江西省外其他都保持了版图的稳定。晚清蒋升的《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概括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

注：图片转引自网络

l  徽学

徽学，一词，最早语出在清代赵吉士，原指新安理学和徽州学术；1932年，黄宾虹致许承尧的信中提出了以歙中族谱、书画篆刻之类的广义徽学；其后，傅衣凌、何炳棣合日本学人藤井宏利作了一些有关徽学的研究；1958年，在文化副部长郑振铎的保护和支持下，一大批（30只麻袋）的徽州文书被集中抢救发现，大量资料成为徽学形成的基础，其后，徽学以徽州文化、徽商、民俗、建筑等为中心向历史等多个学科全面发展。

徽州文书，在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和大内档案之后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迄今发现的徽州文书多大数十万件，包括族谱、地方志、契约、黄册、地图、画谱、账簿、信函、札记等等，而且时间跨度长，可以做结构性研究又可用于变迁研究。在文书之外，徽州各处的古村落、徽派建筑以及各种生活文物、艺术品也成为徽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基础。

徽商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领域。盐、典、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徽州商人是两淮盐商的主体、促进了扬州为中心的富者盐商文化。无徽不成典，盐商木客、财大气粗，这些俗谚都刻画了徽商的地位。另外，徽商在西粮东运、江南粮运、粮典结合、粮典盐布综合经营等商业领域都举足轻重。徽州文化，书香最重，“三世不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重视修谱，也重视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为代表的“文房四宝”，以及徽商中的墨商；徽商士绅化的倾向，也大量的赞助了艺术的发展，清代新安画派的形成是以徽商为基础的，而技术上，徽派版画源于徽州发达的刻书业。再者，具有小地域特点的还有婺源茶商和绩溪徽馆（徽菜馆和徽面馆）。

全书以徽学的研究史为题，但对研究内容未做逐一的深入介绍，对于非专业读者的确留下一些好奇的疑问，例如书中介绍徽州米商的一段：“徽州米商将湖广、江西之米贩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是经芜湖、南京进入苏州、松江地区；另一条路线则是徽商将在江西饶州府买的米经饶河进入徽州府；此外，从绍兴、宁波等地所买之米，也大量运往徽州。但可以说，进入徽州的米却没有停在徽州，而是再度由陆路进入南直隶、苏州、松江地区。”

按这一说法，似乎明清时期的江南太湖平原（苏州、南直隶）成为了粮食进口地区，而这与把太湖平原作为天下粮仓的粮食出口地区十分不同（所谓“苏湖熟、天下足”）。

这个论点不是本书的重点，所以只是在介绍学者的研究中作了说明，没有给出论证和数据，所以无从判断。稍微再做了解，发现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起自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文，最初是表现了南宋时期江南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地位，到了明代已经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主产区已经可能转向湖南、湖北的长江中游地区乐，而太湖平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单位产量的下降（所谓“过密化”），的确可能出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江南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了产业升级，手工业、商贸业的发达也开始替代农业种植，这种变化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这些推测，虽然暂时手头没有史料的支撑，但正可以作为进一步阅读的问题，也许下一步该去读一读李伯重。

l  王茂荫

这个是安徽歙县人，作为徽学历史人物的研究的确是一个研究对象，但在名士学人辈出的徽州王茂荫的最特殊之处恐怕不在于其生平和业绩，而是因为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王茂荫(1798年-1865年)，道光年间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咸丰元年(1851年)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数量来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触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曾提及此事。

王的钞法，相当于给出了固定货币总额，是一种典型的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通过货币政策制衡财政膨胀带来的经济体通货膨胀。王的钞法提出，和16世纪欧洲遇到的“价格革命”情况相反——前者是因为鸦片战争赔款和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财政系统中贵金属大量外流和减少、从而银贵钱贱，后者是因为新大陆的发现引起的贵金属大量增加——但都是贵金属数量短时间的剧烈变化冲击货币贬值，需要推行货币政策稳定货币数量进而稳定物价。

虽然，王的钞法最终未能实施，但这一事件能引起同时代远在欧洲的马克思的关注的确十分耐人寻味。

徽学博大，关键未必在于所谓的“跨学科”，因为社会史视角从来都是立体的、而“学科”本来也是人们主观的划分，学科的方法在不同研究对象面前的应用不在学科的分类、而在于应用条件是否适用。徽学的热门根源于历史材料的出现。所以，恐怕历史学科的核心还是在于对象和理论，而不是所谓的方法。

2013年5月4日

北京市大兴义和庄

2013年5月13日

北京市驼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