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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世纪的城市化

20世纪初叶，大萧条给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美国在1937年通过了《住房法案》，成立了美国房屋管理局（United States Housing Authority），实施了消除贫困方案，创造就业机会，消除破旧房屋，并向穷人提供公共住房。

刘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城市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这个时代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思考。沃思通过老鼠实验证明高密度会导致高死亡率、消极行为等，因此，将大城市的问题归结为高人口密度。在这种思路下，很多方式在企图通过降低密度来缓解城市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规划师、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大城市正自然的经历一个人口密度下降的过程，汉德林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渴求日常生活社区的安全感所致，戈特曼（Jean Gottmann）则提出了大都市带（magalopolis）来描述美国东北沿海的连片城市化地区。研究表明，农业人口的移民减少，移民以海外为主，人口的增长3/4来自自然增长，表明美国的发展大部分来自大都市的自我增长，而工业城市化导致的人口集聚已经结束。

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美国所有城市化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5408人下降到3376人，城市人口的离心现象更加明显。居住条件的提高，197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美国有6900万个住宅单元，而1950年只有4600个；其中1950-1970年建造的有305万个，但这一期间的家庭数量净增加只有204万个。因此，说明了人均居住标准的提高和拥挤程度的降低，2/3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独立家庭的住宅超过了房屋总数的2/3。通信技术的发达，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了溶解了城市的向心性。

于是，美国开始思考变化的原因。（1）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后工业经济概念包括服务经济的产生，卓越的专业和技术阶层的涌现，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技术的自主成长和转换，聚焦于信息及信息处理的智能技术出现、导致国民经济第四个部门的发展。（2）阿布-卢格哈德（Janet Abu-Lughod）采用了层域（scale）、相互作用密度（interactional density）、内部差异（internal difference）来替代沃思的规模（size）、密度（dens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

城市规划方面，美国在20年代开始进行了花园城市的尝试，30年代新政期间，联邦政府支持兴建了大量的新城。最终批准建设了25个新城镇，并有3个绿带镇得以实施。1960-1979年间，总计376个规模在950英亩以上的城镇得以开发建设，占用土地接近150万英亩。在这个开发过程中企业家主义（corporate paternalism）的兴起发挥了作用，也受到了民众的质疑，这里包括具有住宅开发背景的建设开发商、对金融多样化感兴趣的大型国有公司、提升财产价值为目的的大地主、银行保险公司等大抵押权人。

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是作为新政的一部分而出现的，目的是保障特定条件下的抵押、取缔条件差的房屋、为穷人提供公共住房。到1950年为止累计提供了17万套住房给低收入家庭。二战后，FHA增了退伍军人管理局抵押援助计划给超过680万的回乡退伍军人提供了新的住宅。接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1968年《住房法案》通过，1970年《住房与城市发展法案VII》通过，到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的成立。州际高速公路计划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出，机场、污水系统的开发建设，都在整体提高住房条件。几百个“莱维特镇（Levittowns）”的建立，重复纽约开发商莱维特在政府优惠政策下载长岛建设的良好规划小城镇，成为了美国郊区小城镇的样本。战后时期，美国城市规划实践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佩里（Clarence Perry）的“邻里单元”概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