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l  第三世界的城市化

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也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城市化过程，直到本书写作的1970年代，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为代表的城市化飞跃完全引起了更快的全球城市化。

1920-1960年，第三世界的大城市人口增长达9倍，而欧洲只有0.6倍，其他发达地区也仅有2.4倍。其中主要的原因包括两个：一是死亡率急剧下降到来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二是乡村地区涌入城市的移民潮，孟买、圣保罗、首尔、雅加达、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人口增长中有50%以上均来自移民。

迅速扩张的大城市和众多人口，在工业文明的秩序下社会分层加剧，第三世界的城市大量出现非法棚户区（squatter），在各个国家的名称不同，但都是指缺乏秩序、无组织的贫民窟。而这些失控的聚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往往可以达到30%左右（1960-1970年间各国数据）。

城市的经济结构中，个体企业、杂货店式的家庭企业和公司制大企业构成。在快速增长的城市化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力量，扩散城市规模，在各过程中“首位城市”的概念十分有效的解释了这些国家寡头城市的现象。马克·杰斐逊（Mark Jefferson）在1938年提出了首位城市概念。第三世界国家在城市发展中，区域规划、城市规划都在发挥作用，还采用了税收激励政策来促进定位决策实施的有效性、加强大都市对于工商业的拉动作用。如巴西迁都到巴西利亚，哥伦比亚、智利、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

l  英国的城市规划

19世纪英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快速，城市的法令和规划都已形成自己的传统，1848年《公共卫生法》、1890年《住房法》，公众参与意见的传统、关心城市设计的传统、对经济公寓的偏好。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之城》发起了新城运动，1903年昂温（Raymond Unwin）规划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切沃斯。二次大战后，阿伯克龙比（P. Abercrombie）和福肖（J.H.Forshaw）作为顾问主持了大伦敦规划（1943年），但该规划的人口分布分层理念被证明是错误的。1946年《新城法》出台，1947年《城乡规划法》出台。唐纳德·福利（Donald L. Foley）提出了新的大伦敦规划，在理论上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目标区分，其中：国家规划以保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区域规划以伦敦区有序高效的空间组织为目标，新镇规划以最大可能的生活条件为目标。

彼得·霍尔（Hall）认为伦敦新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47万人的住房问题，吸引了400个工厂和25万多人就业，还吸引了大型的市场和商业中心。新城去中心化，重新排布人口中心，在多个方面证明阿伯克龙比的规划是错误的、其人口预测就是不正确的。

伦敦在战后的规划发展，体现了城市规划应以人口预测为被动因素、以产业引导为主动因素，这样的城市规划才为居住的人们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l  规划的不同形式

城市化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人口的集聚，还是包括了社会-政治形态的序列、加入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要素。而城市规划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过程也越来越重要，城市规划不是一个技术专业性多么突出的学科，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专题。本书将城市规划分为了四个类型：

(1) 问题解决型。适应目前关注的规划，旨在对过去的问题进行回应。

(2) 分配趋势调整型。面向未来的规划，温和而平衡的更改未来前景。

(3) 开发机会寻找型。关于未来的规划，利用预期优势分配资源。

(4) 常规目标导向型。创造理想的未来，确定未来作为将要实现的目标，通过规划以实现。

l  美国的房地产

美国的城市是一连串的突然爆发的建设而完成城市化过程的，每一次爆发都呈现出一种新的建筑风格，1910-1914，1921-1929，1950年代这几个建设高峰。直到二战，全国一半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宅，不到一半的住宅是以独户住宅单元形式出现的。1948-1960年，住房自有率快速上升超过65%，这种变化是紧随业主占有住房税款补贴而来的。

1963-1967年，家庭数量增加了1700万个，却建造了2700多万个新住宅单元，导致了住宅的更替，最不适合的住宅会被空置，直到无人维护而被遗弃或毁坏。

1970-1975年，美国住房自有者占有率从69%增长到75%，住房自有者增加与住宅价格膨胀同时发生，而住房自有者往往发生在单身或单亲家庭，这种增长也代表着一种投资而非消费决定。

2015年12月31日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