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作者所言，鱼鳞图册是人类进入20世纪电子化时代之前最详细的地籍资料，也是最伟大而全面的一项社会管理工程，是学习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必修。我也在大量的经济史著作中见到学者对鱼鳞图册的引用，然而的确没有人系统专述鱼鳞图册。本书也是赵先生晚年了却自己的心愿。引用鱼鳞图册的人很多，但直接研究材料的却不多，大多是从方志转引，误解颇多，就连何炳棣先生也会有很多完全错误的认识（所谓洪武派国子监生157人赴浙西查察一事）。

鱼鳞图册的历史不必多说，起于北宋，盛于明清。开始作砧基簿，后来作田形总图附之，鱼鳞记田、鼠尾记水。

现在保存的鱼鳞图册是（一定区域内）连续、详尽的土地第一手资料，对其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本书的很多观点令我想起秦晖教授关于关中地区农业和农民的研究，在此不妨列出：

1、  中国古代社会，自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制度较为繁荣，在政府土地登记制度的交易环境保障下，土地交易自由达成，依靠市场供需定价。并非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无疑是用后面的概念倒推出来的，犹如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都在以极精密的数学演算怎样才能更契合太阳中心说的轨道公示，又或者难倒我们进化出鼻梁骨是为了戴眼镜的嘛？），而是宗法社会（或如通常的称为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

2、  土地的所有权是经济分配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商品货币发达的中国宗法社会时代中晚期，土地构不成唯一最根本的财富。如李卫等占田万亩的是极少数，而家有万金无顷田的却多得很。大量的人口使得社会制度发展的逻辑并不那么简单，人均田亩数下降，使得土地所有权长期是均衡在一个平均化程度很高的状态之下，于是田亩的拥有量也无法来表征单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了。这使得拥有土地象征握有财富的逻辑并不能成立。

3、  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朝代更替的模型完全不存在、甚至完全相反。从鱼鳞图册的记载中，可以证明，宗法社会时代中晚期的吉尼系数每一个朝代都是不断降低的，且一般都低于西方国家。这里的原因主要是10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宗法社会的多子析产继承制度。王朝更替之初，人口少、荒地多、地价低，土地相对容易集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地价升高，土地的兼并越来越难，及至基本停止兼并。另一方面，永佃制分离了田骨和田皮，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形成了更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这也是社会分工的需求所致。可见古代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全面的，其核心是宗法制带来的人身依附关系、文化观念与各种经济制度的结合。宗法社会的经济状态和现在的所谓先进制度相比，根本不构成接替进化的“样式”，郭氏历史观所误导的社会进化论完全错误——其实郭这种生搬硬套的斯大林主义一直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历史观，既是不正宗的冒名马克思主义（最强调思辨性规律而不是把固定模式命名为规律）、又是不理解斯大林唯政治利益立论的实际出发点。

4、  土地登记和税收征缴相关联但不完全等同，古人的政府管理中对统计倾注的力量比收税要大得多，前者是集中化、高强度的，后者是日常化、低强度的。无论是洪武大帝朱元璋、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是大清康乾，对于经济统计都是极为重视的，不惜花费资金、严正法纪、调动人力。按文献记载每丈量一图需6-12人一组（最多24人）工作1个月，而全国土地总量至少在4.39亿亩（清中晚期达到7.6亿亩），每图不过100亩左右。按12人一组算，全部工作量需要5790万人·月，也就是482万人做1年。张居正限令是10年必须完成，实则5年左右基本完成，也就是每年96万人。在总人口1.9亿的明万历年，动用百万之众（还必须包括近十万的社会士绅）是极其宏大的社会工程！而鱼鳞图册之外才是黄册编订、归户佥业。这种详细可靠的工作成果除了财力投入也伴随着严格的惩罚，土地不如实呈报的、通过普查发现则全部罚没，明太祖更是给出了隐匿者户长处死、家口发化外的重典，这些却都是现代社会无法做到的。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