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个非藏学专家的著作，通过多种政治社会思想的对比来剖析西藏问题的概况，这里我选取其中一两个做粗略的笔记。汪晖教授是个比较擅长大篇幅构思的人，这本小书，其实是三篇长文的组合（尤其第一篇）。

先说看待西藏问题的立论角度吧。其实，对待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任何问题，角度的选取往往决定所持的观点和判断的结论，“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西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独立的结论，同样如此。这来自于两种政治理论，其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其二是“承认的政治”。

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本身是针对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国家形成理论，将文化认同作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包括语言、文字、国界等等。但欧洲国家在19世纪、20世纪的强大和文化输出不代表这样的国家理论是唯一正确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边界的民族都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单一的所谓民主自由逻辑，那么魁北克是否应该独立？阿拉斯加是否应该独立？北爱尔兰是否应该独立？更不用说，藏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生活区域大大超出西藏自治区或者“西藏雪域国”的边界，而与藏族混居其间的其他民族又该如何？也独立为更小的国家？那么在中国大量存在的一个村子中就有几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又该如何呢？因此，把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缺乏历史性的和不可取的。——这里其实谈到了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举了白马藏人的划分；其实类似问题还有很多，以前在北大听蔡华教授讲过纳人、摩梭人对于同属纳西族的认同缺失；还有很多民族内部也是分为多个不同族群的、有着不同的自称。其实，民族识别这样的工作，不仅是有学术性的，还是有一定政治性的，文化的社会认同更重要还是历史渊源更重要还是种族血统呢？如果粗略笼统的说“以上各种因素要综合考虑”，这和没有理解清楚、或者让专家凭直觉“拍脑袋”有什么区别呢？

承认的政治，是在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国际公法体系内的一种政治合法性原则。如同鲁迅先生当年不懈于国联一样，国际公法体系在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状态下是十分缺乏约束力和效力的，不同于其他技术类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标准组织等）。一则，一些主要西方国家也并不遵守“国际承认”。比如，南斯拉夫，德国在国际法仍承认南斯拉夫主权的时候就单边承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再比如，1950年之前的许多国家，在国际法体系内属于欧美列强的附庸国，但它们先后独立又有什么问题呢？——诸如爱尔兰、挪威、芬兰、乌克兰等等。因此，以承认的政治来追溯西藏问题，甚至将西藏等同于巴勒斯坦是十分错误的。更何况，在历史上至少清王朝以来对西藏的统治权十分明确，包括曾两次出兵西藏的英国也是在清楚这一点的；再者，直到目前，欧美各国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没有国家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再记录一些西藏政治的历史。西藏自元代成为中国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历明清，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介于行省和藩属国之间，有一定的自治性，但又不同于朝鲜、安南等完全的宗主-藩属关系。清初，康熙和乾隆分别册封了达赖和班禅，确立其中央认可的地方权力。直到18世纪末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断在印藏边境蚕食领土、企图打开贸易的大门。1788年和1791年英国两次支持尼泊尔入侵西藏，最终被乾隆皇帝派大将福康安平定，并在1793年颁布文件，制定了包括金瓶掣签在内的各类藏务制度，并确认驻藏大臣拥有与达赖、班禅同等的地位和职权。另一方面，英国在喜玛拉雅山的活动并未终止，1816年-1886年，英国先后控制了尼泊尔、阿萨姆、拉达克、锡金、不丹和缅甸等多个国家，并不断在各种与清廷的谈判中争取西藏利益。1903年，英军再度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清廷坚定的直接干预西藏事务，否定英国对藏战争成果、撤销十三世达赖封号、直接委任联豫和张荫堂赴藏筹办新政。大量的汉人文化和满汉军队进入，以及达赖的出走，确立了清廷对西藏权力世俗化的意图，遭到了藏民的普遍反对、引发了多次反抗。1912年，清朝灭亡后，驻藏官员和清军被逐，西藏的主权问题陷入了政治的多面化时期，达赖喇嘛向全体藏民下达“逐汉令”，汉藏矛盾从此被提出。此后，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时期，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实际上一直悬而未决，直到共和国政府才有了基本的解决。

从本书而想到的，西藏问题这类的民族、宗教区域问题，对其评价往往需要先历史而后政治。历史的评价需要立论，需要概念来统辖，来抽象和梳理，政治的立场也随之产生。政治家都希望那个“立论”最好就是直接从自身集团的利益出发而设立的，只是在历史的事实中兜一个圈子、合法化一下而已。这可能就是很多问题被过度简单化的情况。理论不是都能够先制造出来再去找证据的，即使我们面对历史总是难免有各种主观的“偏见”，否则历史只是一堆无聊的死人的排列组合。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北京市潘家园

2012年10月17日星期三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