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的叙说方法大约主要是两种，一种把“观念”落实为“思想”，一种把“观念”落实为“词汇”。这与文学、史学乃至人类学的多种学派和学统有关，前者更像是通史的、逻辑的、不变的抽象统领众多的具体，后者更像是专门史的、分析的、变迁的抽象围绕不变的具体，不能完全一一对立但却有不少不同。

有关“卫生”一词的论述，更像是后一种类型。其论著的着眼点具体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大约一百年间，地点则聚集到天津这座通商口岸。

卫生，其现代的意思是对注重清洁的生活习惯而言的、和干净的意思有较多的重合而更具标准化的味道。这个意思也是来自清代传教士和西方侵略者。其实，西方的现代卫生观念也是在1842年查德威克《关于英国劳动阶级的卫生状况的总报告》以来兴起的关于传染病、市政管理和医学的一种新观念。很快随着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殖民战争来到天津、来到中国，建立了外国人的医院。同时，卫生的观念作为一种现代的、先进的、高等的生活标准进入了清帝国和日本，并引发了医生、贵族、思想家、穷人等各方各面的反应。

西方教士傅兰雅在中国翻译推介了《化学卫生论》、《卫生编》、《居宅卫生论》等著作，这一思想开始受到梁启超、郑观应等学者的注意，但在观念的意义上很多仍旧是以西方医学角度讲述个人保健的问题而较少市政公共卫生的角度。几乎同一时期，日本的长与专斋通过欧美的考察后也从《庄子·庚桑楚》一篇中取用“卫生”翻译sanitary，并开始传播现代卫生思想，大量的著作和译作开始出现，卫生理念的支持者众多，包括著名的后藤新平（首任日本台湾总督、南满铁路创建者、东京市长）等政界人士。很快，现代卫生体制在日本初步建立，而大清的医学、政府各界仍不以为然、对其只停留在学术认识上。甲午一役，日军对伤亡作了详细的统计，战争伤亡的仅约4.5%，而传染病等非战斗减员的比例高达93%，时任军医部长的著名医生森欧外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清军的炮弹而是传染病”。从此，日本更加大了对现代卫生观念的重视，并在台湾等殖民地开始系统应用于城市管理，卫生局的设立、供水的清洁、污水和粪便的处理、传染病防疫隔离制度、疫苗接种制度、街道的清洁和消毒、对妓女的体检制度，等等。

在中国，卫生的观念首先的进入是针对于中医的卫生，即所谓保卫生命的养生之道。1220年，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与长春子丘处机会面，求问长生之药，丘处机达道：“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生之道就像我们今天各种养生专家宣传的道理一样，道理很简单，包括注意饮食适度、注意防风保暖、节制性欲、作息有规律等等。总之，卫生的中国传统观念立足于个人的生活习惯，目标是个人的身心健康。然而，在观念的碰撞中，其实中医不是现代卫生学的合适对手，因为现代卫生学更多的是一种市政管理体制，利足于社会机制，目标是“国家的健康”。

于是，随着天津、上海等口岸城市里外国租界文化的出现，西方的理念开始被搬移过来，卫生在富裕阶层开始时髦起来，卫生的观念等于进口的内衣、西医治疗便秘的药片、还有流行至今的日本药物——人丹等等。

再之后，普遍的疫苗接种、西医治病、去水店买自来水（而不是直接喝河水或井水）成为大众观念的部分；同时，以清华潘光旦为代表的民族卫生论兴起，提倡通过优生学来改善中国人的体格缺陷，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去救助生理劣势人群是资源的浪费。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携带伤寒病菌的昆虫发起细菌战为导火索，中国的宣传系统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起初，这主要集中于注意提防异常的小动物行为，很快推广开去，灭蝇、疏通下水道、捡拾垃圾；再后来扩展为五灭（灭苍蝇、蚊子、老鼠、虱子和跳蚤），进而成为了著名的“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这些运动可以说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现代卫生一举推至极致，而且其行为的广泛化和抽象化的确不可思议，其间就像牛群冯巩的相声里一样，要剪下老鼠的尾巴作为灭鼠统计的标准。

卫生的现代性，是从19世纪英国一场传染病的调查分析开始的；而中国卫生的传统性是从大约2500年前南荣趎与老子的一场对话开始的。《庄子》的浪漫，对于世界的看法蕴于点滴之间，这样美而强烈的理念传延而下，不是可怕的现代性，又怎能愿意去顺利地接受一场尺规般精确的体制设计呢？

“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2012年4月16日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