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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解农民中国(下)

 

(续前篇)

农民起义理论

关于传统时代中国的农民起义研究,从经验上主要是19世纪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乃至20世纪的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上则是从社会运动理论的集体行动、社会动机等各种概念和理论模型的应用,根据作者的归纳,主要包括了千年王国论、新马克思主义模型、地方政治模型三大类型。而其实“起义”一词对于集体行动的社会科学描述而言是有正义的定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通而言,用“农村动乱”是更为合适的。

千年王国论,是将起义看作是宗教意识形态与宗教运动的表现形式,他们将教派的成员改造成了造反者。该理论起源于霍布斯鲍姆,通过对南欧(托斯卡纳、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农村运动的研究,提出该类型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历史变革的末世论基础上的公认意识形态(宗教性意识形态),千禧年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后,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对白莲教起义的论述中进行了应用。白莲教信仰存在广泛而松散的基础,在一个宗教领袖人物(林清)出现后,通过等级组织的煽动兴起了整个运动。八卦教起义也十分类似,信徒的参与主要基于对某种宗教的信仰,相信末世(劫变)即将来临,必须通过行动向神(白莲教是“无生老母”)证明自己是忠诚的追随者,推翻旧时代的人可以安然度过劫变。大约10万人的起义队伍,是如何迅速吸收扩大的?除了信仰的理由,加入起义队伍者拥有了暴力的权力,可以抢劫,共享吃穿住行的资源,这样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善也成为吸引遭遇灾荒的人们的重要原因。组织资源方面,白莲教也是松散的、无序扩展的师徒等级关系的集合,各种地方力量的会盟,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在八卦教起义的人员中,虽然也有白莲教信仰的基础,但存在大量的非宗教信徒。

 

新马的阶级斗争论,把农民起义看成是对佃户和地质之间、借债人和放债人之间、交税人与政府之间阶级利益冲突和剥削的政治回应,即起义是从属阶级集体自卫的理性战略。用阶级论来解释人群的利益可以比较容易说明白,基于产权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用来解释集体行动,则需要加上一个假设才能落实到个体行动,即,人们都能够达到阶级自觉的状态。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在《华南的农村革命》(1984)中研究了19-20世纪广东海丰县的集体行动,认为土地取得的门槛形成了农民的阶级,并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前奏。但很明显,至少从韩书瑞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八卦教起义的群体没有因为农民对地主和土地制度的反抗而暴动。集体的冲突,很多时候是超阶级、非阶级的,村子之间因为水源、木材、土地边界的冲突十分常见,甚至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1986)指出,农民的物质利益总是地方性的,常常不顾及阶级,在中国,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中国农民不可能完成甚至去想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模型并不适合解释19世纪及更早的传统时代中国农民起义,但适合解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比如菲律宾新人民军等等。而应用阶级斗争论可能的三个前提因素包括:明确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理论;现代交通与运输设施的扩展;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

 

地方政治论从单个造反者与领导者的动机的角度来考查农民起义,强调当地的选择环境,即地方层面的制度安排控制着约束个人选择的机会与风险。裴宜理在《华北的起义和革命:1845-1945》中应用这一理论分析了捻军起义(1851-1863)和红枪会起义(1911-1949)。与韩书瑞的不同,裴宜理注重分析激起起义的长期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困境,同时,裴区分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掠夺性战略和保护性战略;起义时期追随者的投机主义,和无意识结果。局部地区弃杀女婴的风俗过盛,以致失去性别平衡、再加上灾荒,出现大量游荡的“光棍”(单身无业男青年),这些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很容易投机的加入匪帮成为了起义的基础。

 

简单化的对比,在起义关键要素的解释方面,千年王国论在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论在于物质方面的阶级利益,地方政治论在于地方利益与地方组织形式。

 

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

关于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问题,2002年,基于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关于江南地区的经验研究数据,在加州学派激起了巨大深远的讨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王丰等主张中国人口的出生率适度并收到了社会控制,并不是导致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此相佐,黄宗智、布伦纳等则认为长江三角洲的水稻经济被限定在一种“过密化增长”的模式中,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而对比阿伦对英格兰的研究和李伯重对江南的研究,可以基本得到的结论是:十七、十八世纪,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的人口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是基本相当的,不能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来解释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

在晚清民国的45年历史研究中,白洛伦利用卜凯的调研数据为主分析了实际工资、价格、产量、分配等问题,但其经验研究过于薄弱、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论证。

而从宏观背景来看1850-1950年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大冲击:(1)密集区的人口锐减。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连续农民起义,损耗了大量的人口、极大的打击了经济基础。全国人口从咸丰元年(1851年)的4.3216亿迅速下降到1863年(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的2.3亿(最温和的估计,这一数字也仅有3.64亿)!而运动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正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江南、淮北地区,其对中国经济环境的打击是灾难性的。(2)巨额对外赔款。义和团战争带来的《辛丑条约》对外赔款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付、年息4厘、本息9.8亿两,《马关条约》对日赔款2.3亿两白银。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0.89亿两白银,使得晚清政府完全陷入了财政危机,无力发展。(3)自然灾害。20世纪上半叶,黄河改道,长江1931、1935年大洪灾,华北地区30年代和40年代毁灭性旱灾(包括1942年河南大饥荒)。因而,中国经济陷入贫困和会衰退,恐怕并非来自清中期以后的过密化人口增长,而是来自大规模农民战争、外国入侵和连续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和悲惨环境的联合作用。

 

理论概括:地方主义方法论及其他

本书作者2006年提出的“地方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Localism,ML)作为一种社会本体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是社会结构和因果关系的载体,根本不存在所谓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强调个体的社会性,不存在社会层面到非社会性个体的简化;存在超越个体行动者或群体范围的社会建构,即政治制度对个体行为、社会进程、社会结构产生实际影响。应该说,所谓地方主义方法论,是在调和个人方法论主义的原子化和社会学宏大理论传统之间的矛盾,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开始的中层理论思潮也正是如此。

社会科学研究的六个重要中心领域:(1)是什么激发了个体?(2)个体是如何形成和构建的?(3)激发和制约个体选择的制度性与组织性因素是什么?(4)个体主体的行动如何整合为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5)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如何相互影响?(6)在特定的社会人口中,一套给定特征的分布状态是怎样的?

关于“社会认同”,作者定义为:“一种社会认同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套自我理解、规范、价值观以及诸多观念;在某一时间,在一个群体内部,它们紧密结合;而且它们引导群体内的成员如此认同、如此行事。”可以简略为具有聚合性和传播性的价值观。

 关于“惯例”,对于个人其可能是完全不自觉的,作者定义为:“一种惯例就事各种方法、技巧与典型选择的一种集合体,它植根于某一时期的一定群体内,并通过社会传输机制持续下去。”惯例通过训练和模仿会有所传递,并且因时空的变化而可塑。

 

对于社会科学解释的传统而言,作者认为一些基本的倾向是值得坚持的,包括:(1)经验论,社会科学概念的争论需要实际事实经验的支持;(2)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微观机制作为整体逻辑的基础;(3)简单逻辑原则,构成者因素决定了每一种机制。

如熊彼特所指出,科学的经济学需要具备三个元素,即历史、统计和理论。在社会研究中,尊重的历史的过程和事实性资料,应用统计的归纳逻辑探求相应层面的规律,在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尝试假设一定的因果关系和机制。自然规则式的因果律至少在“格式”上不适合全部社会现象。

 

 

 

2013年5月30日

北京市驼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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