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l  《斯文》：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提法是对历来唐宋合用的观念本身的一种发问和探讨，最早提出的是内藤湖南1914年发表的《支那论》。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作了这样的划分：第一段，古代，上古至东汉中期，儒学从纯学术领域开始转向实践的意识形态领域；过渡期，东汉至两晋，2世纪末至4世纪初；第二段，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叶（4-9世纪），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僵化，随着外族入侵的影响开始为儒学“解毒”；过渡期，唐末五代，9-10世纪；第三段，近世，宋至清，贵族没落、君主独裁，官僚阶层形成、平民地位提高。这种划分注意到了宋代与唐代很多本质的不同，比如：科举制在隋唐出现后，到了宋代严格化、成为了文人政治的基础，使得平民可以制度化的直接面对皇帝，贵族社会开始衰落、门阀体制基本结束（这一系列描述太像托克维尔讲述的18世纪法国了）；租庸调制改为两税制，平民有了处置土地的自由而不只是佃农一种身份，财产权利导致的人身依附关系体制出现了巨大的松动（这一点秦晖教授有过专门研究，但他更相信税制改革没有那么巨大的影响、人身依附关系这一奴役核心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由此，城市经济、商业贸易和货币活动都变得活跃而多样，总体的经济繁荣程度大大提高；学术方面，一直以经学为主的解说方式开始转变，自主立说的宋代理学兴起；文学艺术方面，创作自由、加之娱乐场所的发达，文艺由贵族独占转为属于平民。

内藤湖南的一论，令日本的中国学界乃至全世界的汉学家都有了巨大的启发，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继续深化了这一理论的材料和表述，比如：政治上，宋代地方官员三年一任的制度建立、并且要回避本籍，这与唐代及汉魏时期的贵族藩镇相比，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中央集权强化；同时官僚体系的内部平衡，使得相权地位下降、无法专权，一切权力都天然来自皇帝，皇帝专权依靠体制即可、不用依靠个人能力。

这一理论的提出的背景是内藤湖南延续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研究思路而来，首先是接受欧洲式的史学框架，其次是改变研究东方社会近代变化动力不能一味关注来自西方的外部冲击，要追溯寻求本国历史的潜流。

包弼德的《斯文》在唐宋变革问题上提出的理念是：用文学的变化来反映思想文化的变化。其背景是：从唐到宋，以自然和古代祖先作为道德生活终极依据的观念不存在了，剧烈的动荡，帝国的分裂、藩镇战乱不断、外族入侵，人们对传统等级和圣人礼仪失去了信心，士大夫们焦虑如何保存“斯文”，最后只能面向个人的内在，把信仰从“天”转向“理”。

——的确，按照中国人口史的研究，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人。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门阀控制的阶层，科举不第的盐贩黄巢怒离长安城，留下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平民的愤怒把社会的恐怖进一步加深到无以复加，唐帝再次避祸成都，帝国成为朱温和李克用争权的玩物。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全国剩下309万户、大约1500多万人。人口静态损耗大约70%。

再来看《斯文》的理路：文以载道，士大夫人群从对文论的争论寻求内在转向的理论，大致的学术史沿承包括中唐（萧颖士、独孤及等、韩愈、李翱、柳宗元、吕温、柳冕）、宋初（徐铉、杨亿、柳开、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苏轼）、北宋中叶（二程、王安石、司马光）。这个思路和人物，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基本相同。

对此，作者提出了批评：思想文化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同一，是否太过窄化了？对历史背景的作用是否太淡了？在历史背景方面，除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化，外部的华夷相对、君臣问题、儒与佛道的取向都构成了思想变化的重要因素。社会史方面，印刷术普及带来的出版便利（以及宋代的出版审查和限制制度）、城乡流动性加强、经济重心南移、都市商业发展、学校兴盛，等等，也同样成为影响思想观念演变的原因。总之，思想史的研究，要有好的问题意识，注重内部的历史逻辑，但也不宜矫枉过正的忽略历史的环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