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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作为方法的中国》:跳不出的西方框架

日本学界关于政治思想研究的,最著名的当属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按其理论: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后,17世纪中叶以后,“古学”兴起,批判朱子学、公私开始分开;18世纪,“国学”兴起,去古典中国化,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对人的自然性的合理解放、生活世界排除了道德严厉主义。——这种仿佛文艺复兴式的文化蜕变理路,十分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从考据学到宋学,再到今文学的汉学。丸山真男曾经提出过思想史的三种进路:一是教义史(history of doctrine),二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三是时代思潮史。

丸山之后,沟口雄三是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其重要论点:(1)以“前近代”的历史单位来连接古代中国和现代明清,揭示反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念;(2)以“亚洲”为空间单位构造新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共同体,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作为“他者”来认识东亚文明;(3)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反省日本中国学的立场和方法。

在沟口之前,需要介绍量为著名学者,山井涌和岛田虔次。

山井涌认为明清之际有三个趋向:一是实践派,批判科举背诵无用,主张修养;二是技术派,以天文历算、农业水利、兵学火器为主;三是经学史学派,否定空谈心性虚理,要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此外,山井还考察了从心学到经世学到考据学的不同,考据学成为中国近代性的标志思想。这种分析框架虽然很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但是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

岛田的著作认为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到李贽看成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萌芽,突出了人类心灵的根本问题。这种探索已经到了儒家世界可以容忍的极限,再往前走一步就走到了儒家世界的外面,就是强调个人、自由、平等等价值的近代世界了。然而,东林党的思想转向重新回到朱子和礼教,使得清代成为一个“反近代”(性质上)的“近代”(时间上),直到清末中国才再次重启近代化。岛田对这“近代思维的挫折”的分析是,中国的心学趋向不是资产阶级来承接而是士大夫,社会危机的解决是自我整肃而不是革命,东林党复兴朱子礼教主义的力量制衡了心学。

沟口对岛田的批判主要在三点:(1)岛田以“天理”为封建的规范,以“人欲”为人类的自然,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史样式并不适合中国的思想史实际;(2)东林党的取向是一种连续变化的曲折而不能说是挫折。(3)从王阳明到李卓吾,并不在于岛田所说的对“自我”和“心灵”的确立,而是“理观”的内在转变。

对沟口的评价,本书作者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1)所谓“前近代”的说法虽然批判了“近代”分期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这也是按照西欧历史中心的该奶奶构造,仍然是一定意义的欧洲中心主义。(2)新概念工具容纳更多资料的能量如何?是否可以让更多新的历史浮出水面?(3)明代思想史仍然集中在江南区域的文化人,这对于广大、复杂的明帝国,其整体的思潮和文化的地域差别如何解释?(4)是否可以彻底放下欧洲的逻辑和概念来正面构建中国思想史的变化,比如:从“天下”到“万国”的变化、传统知识世界的分裂,意识形态、思想学说与宗教神学不再合一、在传教士的影响下逐渐分离。

对此,笔者在此也作一讨论。关于东林党的转向。按照作者的意见,应该放在历史政治背景中去考察,笔者也表示认同。明代中后期,江南工商业发达,很多举人进士同时都是新兴城市工商业主(也就是一定阶级意义下的资产阶级)。张居正减农税、加工商税触动了江南资本家们的利益,于是在张之后,万历帝直接收取工商税和户部依靠传统农业税的权力争夺开始成为利益相争的背景。户部尚书李三才等利用东林书院结党成势,以朱子学意识形态聚集力量,本质目的在于为江南工商资本家减税;经过泰昌、天启、崇祯几朝两派势力的反复,导致面临外敌的条件下国库不足、南北贫富差距加大,加上军事体制的弱势、自然灾害和饥荒的爆发,大明帝国轰然坍塌。因此,东林党的转向也不是学术的反动,而是滋生在经济利益上的一种权利表达,这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的政治要求如出一辙。之后中国迎来了满清王朝推行的强化朱子礼教,法国也迎来了拿破仑帝制专政。

日本的近代亚洲观,也是竹内好开始讨论的问题。中华帝国的崩溃,西方世界的入侵,日本有机会重构了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明治时代起的兴亚论、脱亚论。日本开始把自己和亚洲的概念相对,东洋和西洋同时作为他者,以及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观念目标,直到膨胀的领袖欲望滋生的大东亚共荣圈、“解放”英美殖民者的中国之类。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学界把中国和外国作为对照有所不同,是日本才有的“从亚洲出发的思考”。虽然20世纪初叶,梁启超、孙中山都有过亚洲主义的趋向,探讨过日中合作,但又很快放弃这一提法。

然而,这种对亚洲一致和东亚一致的概念构建也只是日本从特殊历史时期出发的一种想象,亚洲各国文化差异极大,即便是中日朝三国也是有着难以统一的文化差异。因此,从这一历史理论基础出发的亚洲一统、大东亚共荣都只能是强人所难的侵略而不是亲善发展。

沟口所谓作为方法的中国,是针对京都大学从狩野直喜以来把中国学问当作日本学问的一脉来研究的看法,从亚洲的角度出发,对于日本,中国不是完全的他者,但也不是本国,而是可以作为一种基准。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语境里面去,甩掉层层积累的、后设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当时的历史。

从这里作者提出,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意思是,要有本国文化脉络的问题意识,看外国人的中国研究不能跟风,要想沟口站在日本学的角度思考中国学一样来找到中国的中国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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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蝶清鉴

华蝶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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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远祖籍贯安徽省,大学毕业于北京的五道口技术学院。曾从事房地产行业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现任职于某企业负责运营管理,COO,Cuibar Of Office,翻译为办公室催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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