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从理学到朴学》：学术史的学术史

清代是古代中国的末尾、包括了满汉问题、留存到现在的资料也最丰富，因而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近代学术史上对清代学术有过重要著述的包括：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皮锡瑞、王国维。其中，王的立意是用西方的哲学框架来解释戴震思想；章、刘大体上是以批判满清统治的汉族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当下德政治关怀来评价清代学术，认为在官方的控制下，清代学术是“以朱学范民”的意识形态理论、学术实际逐渐衰退；梁、皮则主要是以科学主义为基盘，认为“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是“古学复兴时代”，在变中有进。经过时代的淘洗，按照丘为君的总结，可以形成三种典范：一是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论，二是钱穆的每转益进论，三是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论。

艾尔曼《理学到朴学》，英文为从哲学到文献学，认为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由经学的分歧看到考据学把经变为史。

作者的问题与讨论：（1）艾尔曼认为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但这是根据《皇清经解》和《续经解》的作者籍贯统计而来的。但其全面性值得商榷，阮元编这部书时以经学为中心，但其考虑的角度是否可以代表整个清代学术？籍贯也不等于受教育和从事学术的地域背景。譬如清代学者有很多北方人甚至北京人，朱筠、朱珪、翁方纲、崔述、纪昀。

所以，如果看一个学术中心的时间表就可以发现地域的变化：乾隆十九年（1754年），北京，秦蕙田主持《五礼通考》——1756-1765年，扬州，卢见曾——1771-1773年，安庆，朱筠、朱珪——1773年，北京，纪昀，《四库全书》。这样在北京和江南的流动，似乎不能用籍贯或固定地域的江南共同体来概括，而是北京-江南的学术网络。

（2）江南共同体的学术活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设概念的追认？实际上，即便到了19世纪思想碰撞更激烈的时代，今文学对于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是局限于部分精英阶层的而已，无法比拟文艺复兴思潮的社会普及性。魏源、龚自珍也是被后来者倒溯出来的关键人物，在当时并无重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也如此。

（3）如何超越文献看透历史？在文献本身之后要寻找和分析不同类型的“话语”，社会话语、学术话语、私人话语，各自的对象和环境不同，折射出人们观念的不同层面。

 （完）

 2013年6月24日

北京市驼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