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3、  江南城镇的兴起

宋代以来江南城市人口比例不断提高(除去战乱年份)，江南的城市人口比例在南宋后期达到15%，明后期（1620年）15%，清中期（1776年）达到19.2%，清后期（1860年）21%。清中期的全国城市人口比例7.4%，江苏省13.6%，浙江全省10%。

以清乾隆时期为例。从城市类型看，江南地区除了人口超过50万的中心城市（如江宁、苏州、杭州）以及八府一州的大城市（人口约5万/城），还有大量人口在1万人的县城或中型市镇和人口在4000-5000人的小市镇。一个以商贸聚集度为特征的市镇体系遍布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除了乡村交易产生的集镇和军事目的形成的军镇，还有地处交通要道成长出的商道市镇，靠近大城市的卫星市镇，和地方特色商品生产和贸易产生的专业市镇。例如，湖州府双林镇，吴江县同里镇，嘉兴府王泾镇，松江府枫泾镇，乌青镇，乌泥泾镇，乌程县南浔镇，苏州府盛泽镇，嘉兴府濮院镇。上海南宋时原也为一巨镇，元至元年升为县治。

人口。双林镇，产包头纱，全国来此贸易，据县志记载，明初人口千余，至明末人口1.6万余人，清初侨民日增，人口多至2.1万、超过一个县城的人口规模。乌青镇，明嘉靖时居民不下四五千户，清代超过万户，民国时达3.8万户、11.5万人，超过管辖它的乌程乡、湖州府，誉为“浙西垄断之所”。

面积。乌青镇，周长18里，而明代湖州府城、嘉兴府城仅12里。

产量。湖州府菱湖镇，1878年的生丝产量达50万公斤，超过宁波、绍兴两府产量之和，与杭州府全境产量相当。

市镇之大，非江南独有，明清时期的汉口镇、朱仙镇、佛山镇等规模不仅超过府县，甚至比肩省会城市。但江南地区的巨镇，却始终无法达到江南的四五个中心大城市的水平。

江南市镇网络的形成，与南宋的移民潮有很大关系。首先，古代移民一般都是政府强制性迁徙或者家族举族而迁，其结果是一般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如唐长安、东晋南迁等。但南宋的南迁，大多为小家庭自主决定的迁徙，因此，较好地融入了迁入地社会。

4、  江南与全国的商品流通体系

江南在明清时代成为了全国经济的中心，其支撑起来的商贸体系大致可以概括为：

1)       米谷的输入：从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清代“湖广熟，天下足”。米谷从四川、湖南、江西运至苏州米市，再转至湖州、松江、嘉兴等地，从运河、海港再向苏北、福建转运。南宋以太湖平原为主，明代江西赣州供应南昌、苏州为盛，清代湖南跃居首位、辅以清前期四川移民开荒余粮。清中叶长江中上游输出稻谷每年在2400-3200万石，按口粮计可养活800-1000万人[但实际大量用于酿酒]。

2)       豆及豆饼输入：棉田、稻田肥料和饲料的豆饼，主要从华北、苏北、皖北以及后来的东北输入江南，道光时期的年输入量约2000万石。

3)       其他原料与特产的输入：（1）木材。宋代浙皖赣山区的木材，明清湘川黔山区的木材，以及福建木材。（2）铁器。福建铁器自宋代输入江南，广东佛山兴于明代。（3）糖。广东潮州、台湾为蔗糖。

4)       丝绵制品的输出：宋代开始，江南绢帛、麻布输出，但数量有限，元代棉布兴起、替代麻布，到明清时期苏松成为棉布主产区。明代主要北方运来棉花（华北的“北花”和湖北湖南的“襄花”），江南输出棉布；清代则出现江南输出与输入等量的棉花（质量、品种不同）。据方志研究，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没有家庭纺织业，尤其东北、青藏等无棉区用布量更大。1860年，松江棉布占全国商品量的8.1%、价值量的10%。

湖州、嘉兴、杭州的丝绸是最集中产地。湖丝是最优质的绸缎原料，连广东的粤缎，号称衣被天下的泉漳纱帽，都是独仰湖丝。丝绸输出，明代大约每年38万匹、38万两银；清代大约每年1000万匹以上，1500万两银。

江南地区以高密度的人口，成为中国的制造中心、商贸集散中心，输出高附加值的商品，消费和转运大量资源性产品。从生产中心转为商业中心，实现了传统时代的产业升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