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以本文的发布祝贺一位多年老友的生日，讨论交流的议题也契合本文内容。

本书是一位政治学者大约十年前的旧作翻译而来，虽然对当代政治作品，相隔10年应该有很多可更新的内容，但翻译是不允许增补内容的，这也使得我们能看到一个历史性的文本。

对于本书所提出的“行为联邦制”，笔者略有不以为然，但觉得本书作为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政治的考察却是很好的材料，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或者“后毛时代”比较好的一个方面的观察——在经济体制方面。

还是要说下“行为联邦制”。这个概念的实际背景就是“放权”，1980年代开始在中共高层探讨和实践的“政治放权”、“经济放权”。本质上是结束毛时代的高度集权，通过强制、互惠、协商三类机制来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给地方政府注入活力。这样一种行政思路，在现实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二十世纪末政治改革的成果。比如，承认地方税收、财政、人事的相对独立，允许地方一定程度的政策、财力倾斜自主，但同时对于地方主义问题也做控制、通过党管干部的机制来调节和纠偏。

1980年代的十年，改革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几轮，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放权的问题似乎有所过度，“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尴尬怪圈。物价大起大落是很明显的问题：通货膨胀率，1988年高达18.8%，1989年18%，直到1993年仍有13.4%、1994年24.1%、1995年17.1%。第二个问题是放权之后，中央财政的力量下降，更加无力推动改革、完成地区间平衡和建设教育等公共服务。

l  改革初期的政治放权

1984年，中央将下管两级制度改为下管一级制度，即中央只直接任命省部级干部，而对地市州区级干部的任命不再直接管理、交由省部级领导。这种行政上的放权使得（省级）地方政府真正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力，在“党管干部”的框架下地方首长也具有安排施政团队的力量。

这有两个背景：其一是此前的地方大区；其二是关于党管干部的制度。

当然，政治放权在中国这不是首次，建国初期六大地方局是颇具权力的，东北政府甚至单独发行货币。所以，很快，东北局书记高岗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都遭到了整肃，1954年中共撤销了大区行政体制（《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中央直管各省，把“地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错误。从金元时期开始延续明清大约800年的行省或总督式大区制度完全结束了。之后有过恢复，但已经没有此前辖属各省的地位。1954年的在任各局第一书记分别为：

中央西北局：彭德怀；中央东北局：高岗；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中央华北局：薄一波；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中央中南局：林彪。

1954年宪法规定省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而此前，各地方大区是有着巨大权力的，比如东北人民政府，1949年8月27日成立，辖区包括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松江省、黑龙江省、热河省、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旅大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东北政府设主席，下属教育、财政、工业、交通等各部、人民法院、东北银行、东北科学院等机构，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政府。

关于党管干部，可见于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央的地方党委都应该建立组织部，这些组织部门负责现在党、政府、群众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各级政府都应该建立人事部门，协助党的组织部门管理干部。”即当负责管理领导干部，政府人事部门管理一般干部。

l  经济放权

经济的放权在新中国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先例，1958年，中央政府执行了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地方关系决定，国企下放、计划下放、税收下放。中央直管的企业从1957年的9300家减少到了1958年的1200家，中央管控企业的工业产值从40%下降到14%。中央管控的计划工业品占比下降到58%。中央直接征收的税收比例由40%下降到20%。

1961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调整，逐步增加经济控制权，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反对官僚主义的观点，1966年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说：“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1970年代，新一轮放权开始，1965年的10533家中央直属企业到1970年只剩下142家，工业品产值占比从42%下降到8%。

l  苏、浙、粤的改革模式

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放权时代，中央-地方关系有很多变化，在经济、政治领域，在各地还有不同。本书选择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概括其大特点而言：

江苏，以集体制经济发展为最大的特点；

浙江，以民营制经济发展为最大的特点；

广东，以官办企业发展后的收权为最大特点。

同时，在体现作者所谓的互惠、谈判、强制三个维度。

80年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样板。耿车模式（宿迁县耿车乡）、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

²  苏南模式：在江苏农村，相对贫苦的苏北地区较多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富的苏南地区较多实施集体合同制，1982年有82%的生产队仍活跃着。乡镇企业方面， 1984年无锡县堰桥乡实行“一包三改”，即厂长为主的经营承包制，改干部上级任免为合同选聘制，改工人的政府分配为合同制，改工人的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²  耿车模式：缺乏发达经济基础和意识，农业和手工业同步发展，发挥农户积极性，亦工亦农，结合自身情况不盲目照搬苏南、温州模式。

江苏：1980年代，江苏省的GNP规模和广东相当，但江苏上缴的收入大约是广东的4倍。无锡市的收入是佛山的15倍，和广东省的上缴总量相当。1977年，江苏开始实行财政制度改革，固定比例包干。常州市试行“增量合同制”，三年一个周期。1979年市政府保留了3%的工商业利润，1980年保留了20%的折旧基金。

浙江：浙江从传统时代以来一直具有发达的商业传统，20世纪初浙江也有着大量的对外商业移民。据统计，1933年有超过2万名的在欧洲商人是从浙江青田县来的。1950年代，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浙江遭到了来自个体户的抵制，1955年农业合作社的数量从53114家减少到了37507家。1957年，家庭承包责任制被中央强令停止。从1980年到1985年，浙江的国营企业和雇员增加67%、65%，集体所有制增加了166%、130%，民营部门则增加了19倍和24倍（但民营和合资部门只创造了5%的工业产值，集体制聪35%增长到59%，国营从65%下降到36%）。

在温州，1957年以后有余投资几乎停止，温州被定义为了台湾前线地区，1966年到1976年的工业增长率只有0.1%。1980年代中期，国营部门只生产了总产品的18%，集体和民营合作社52%，民营个体占30%。甚至1988年，国有企业中55%-80%的工人有自己的第二份工作。

广东：由于在历史时期大部分处于边境化外地区，广东地区的政治革命性和独立性在近代以来一直较高，而在新中国伊始又任命广东人叶剑英元帅署理广东，虽然其后曾调任毛的亲信陶铸主政广东以防止地方主义泛滥、陶因为政绩突出而晋升政治局常委，但是，改革开放开始，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上书中央要求给广东特殊的政策地位。接着，任仲夷大量任用本地干部，使得，1978年开始直到1998年的20年广东几乎完全由本地官员控制。在1998年李长春到任后才开始稍有变化，省委书记不再由本省人担任，但省长等职位仍由本省任职的特点却几乎没有改变，直到2013年仍然如此，而这种持续的现象在五个民族自治区之外的省级单位是少见的。

广东的大量优惠政策使得其享有了巨大的改革收益，其他内陆省份有所不满，广东官办企业（中央或地方、或官员及亲属控制的企业，并借助了其党政军界背景获取资源利益）丛生，走私泛滥，党政腐败严重。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新一届中央政府整肃腐败，同时期调任建行行长王岐山任副省长主管广东金融。

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省级联盟关系，从1984年开始举办，西南地区的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还没成立前，工农业总产值仅1047个亿，而到了2006年，GDP已经达到了23000多亿元，增加了近21倍，22年间中央各部委对协调会的重视程度一度不断提高。这一组织最早是在胡耀邦视察西南时提出的“大西南”概念，总共举办21届。

2013年11月10日星期日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