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读书笔记，当年李伯重还在清华经济所（而不是历史系）时候组织的一批书中的一本，龙登高教授所著。

本书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专题著作，虽然直接来自一手材料的研究不多，但梳理了相关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集成性很好。

总的逻辑上，有两个步骤：

其一，南宋以来，尤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江南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极高。这表现为城镇化率超过15%、最高达20%；市镇密集，人口聚落形成的大量的乡镇经济网络作为商埠码头、加工基地、原材料基地、消费市场，形成里了完善而紧密的体系；商业专业化发展，铺向全国的商贸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会所会馆文化。

其二，试图用科斯定理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解答。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的同步产物和诱发剂，而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基于其高于市场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但江南为核心的中国市场异常发达和完备，现代企业“不需要”出现，于是就没有了主动现代化的过程。

对于后一个逻辑，笔者并不同意，主要在于对现代化的界定，是否以现代企业为代表事件？现代企业和工业革命的关系，是现代科学技术还是企业制度？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商业化更为合适？这里存疑，但笔者以为恐怕诺斯的解说更加可靠。

以下笔记一些知识性要点：

1、  江南及江南人口

江南，这个概念的地理范畴指清代的八府一州地界，即浙江省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和江苏省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大致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加江南东路建康府的范围。这一范围的领土面积大约4.9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遥遥领先全国，北宋时期就超过200（人/平方公里），最高峰的清咸丰元年（1851年）达到687（这相当于今天青岛市区、不含下辖县的人口密度）！在全国0.5%的土地上居住着最多时全国15%的人口、清代稳定在8%左右，这一比例大致延续至今。

2、  区域中心的转移

11世纪—19世纪，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市场经济繁荣的江南一直有着众多的城市群和综合性中心城市。——缺乏综合性中心城市的省份往往市场体系发育迟缓，比如江西。

江南的最高中心地，宋元时期为杭州，明清转为苏州（明前期为南京），近代再转为上海。时人用以比喻足见一斑：宋代形容海港青龙镇为“小杭州”，明代形容上海为“小苏州”，近代无锡被称为“小上海”。在宋元明时代，作为首都的杭州、南京都有借政治中心提振市场的效应，但之后则几乎只是来自经济因素。宋元时期杭州作为海港贸易中心，苏州地处太湖、长江、运河各种内河运输系统中心，近代上海则是国际码头，在传统时代，运输方式所占成本往往使得价格翻倍，是远程商业的第一关键要素。

据宋代《梦粱录》等书记载，杭州肉市在修义坊，每日宰猪百头，集中宰杀，分铺货卖。并且还有皮骨专门分类批发转售的肉铺，起价70文/袋，零售价90文。集中屠宰，分类分销，这是规模效应的市场化做法都已经出现。

明清苏州同样是全国性中心城市，但与宋元杭州不同，它已经不是产品输入的消费型城市了，而是产品输出的生产型城市。米谷市场、丝织业加工与销售、棉布集散与加工、各种手工业制品的核心交易中心，周边杭州、松江等地的产品也要运到苏州集中交易。但清代嘉道以后，运河航运受到外国和本国海运的挑战，由于太平天国运到导致国力衰微、河道不通，苏州经济出现了严重滑坡。苏州城内外人口，从明中叶的50万人、增长至鼎盛时（清中叶）的150万人，之后快速下降到民国时期的17万人。

上海的崛起，首先是海港经济。江南出海口的首席地位，从宋代的青龙镇，至明代为刘河港，元代设立的上海县开始显露头角，至康熙年间取代刘河港，继而又战胜了乍浦港，成为了江南第一海港。五口通商后，上海的贸易直线上升，1845年一年进出口额增长在25倍。至1846年，上海占全国出口的七分之一、1851年达到三分之一，之后超过二分之一，60年代上海的贸易出口额相当于广州的三到四倍。1933年，全国53.4%的对外贸易和25.6%的国内外航运都从上海通过。1932年，67个现代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占除香港、满洲之外全国银行业投资总额的63.8%。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