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5、  文化娱乐业

南宋临安的文化娱乐市场异常发达，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形态：走街串巷的“路岐人”、沿街卖艺；定期的节日庙会、社会，有艺人“赶趁”；茶肆、酒楼、妓院的固定文化演出常市，著名的“一窟鬼茶坊”、“朱骷髅茶坊”；专业化的演出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有围墙、收门票入场观看，临安盛时城内就有5个瓦市，城外多达17个、最多达23个，城内最大的北市瓦舍内有13座勾栏，有名艺人长期演出。

内容方面，娱乐活动除了说书、音乐之外，还有：相扑擂台，设奖竞技，还有女子相扑作为开场表演吸引观众，护国寺南高台露台相扑是奖金最高的盛会；钱塘江弄潮儿，富民出资犒赏，可由于危险，政府屡次颁布禁令；西湖龙舟；教虫蚁，斗蟋蟀，有称为“五放家”的喂养和教习宠物的专业户；博彩扑卖；吟叫、嘌唱、耍令，说诨经；传授蹴球技术的“圆社”、“齐云社”；说书的“老郎”，才人书会、武林书会。

在如此繁荣之间，读书人试第不中的，称为一代市井名流也不妄废才学，随着文人的介入，白话小说、杂剧出现。读书人的大量平民化，使得教育普及，市民阶层全面兴起，也就是唐宋之变的平民社会。

6、  粮食的区域平衡

南宋时期，湖广粮价大约100文/斗，江南粮价则一般在250-350文/斗。而运输费用在南宋也是极高的，运粮的成本大约是粮食原价的1倍；而3倍的价格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利润空间，这说明市场整合度的不足。其原因，可能是运输的商业风险太高，一来是运输技术未能普及化，沉船的风险较高（皇帝的花石纲在运河都会遇险，何况长江的商船了）；二来是盗匪和治安，这一问题对于一般商户来说并不容易解决，因而直到富有的金融业需求下出现的镖局才使得清代的运输安全有了大幅提高。综合而言，清代中期的汉口/长沙粮价已经只有苏州粮价的70-80%了。

7、  货币变迁

当交易量在广阔的空间内巨量出现时，货币的中介作用就十分重要了。秦汉以来通行铜钱，到了唐代，钱帛并行、折算比例不统一。宋代币制割裂，分为铜钱区、铁钱区、铜铁并用区，纸币行世，从四川到陕西、淮南、荆湖诸地都有自己的发行；随着长距离贸易的增加，白银逐渐成为货币。元代钱楮并行，明代转向银钱并用。明代后期，随着日本和美洲白银大量跟随贸易进入中国，白银成为基本结算货币，据吴承明估计，1900年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1.8亿两。1867年，日本为了本国货币与贸易的正常平衡，禁止白银出口，中国每年减少的白银输入量超过50万两。

8、  华北与江南

华北与江南是中国传统时代两个人口众多、经济总量突出的典型区域，也是主流文化重地。二者的差异对比十分有趣：

（1）       自然特性。华北气温低、干燥，物资储存时期较长，家庭储存粮食可以解决、可以满足丰歉之年的调剂、无求于市场的习惯。江南气候湿润温暖，物资不宜保存，季节余缺和专业储藏的必要性培育了市场的发展。江南拥有大量的河流使得水运发达，在宋代，水运费用只有陆运的25%，明清长江水运的费用也只有山西直隶的1/4到1/3。

（2）       土地。江南人口密度高于华北、户均耕地面积少于北方。宋金时期，北方户均6.36-6.71人，南方5.34人。宋代江南主户（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比例达到80%，秀州、湖州、苏州更高；而华北则只有67%。江南个体农户经济发达，明清时期的永佃制、押租制。并存在着发达的田底权、田面权、佃权的不同层级的交易市场体系。

江南之于中国，帝国晚期（黄仁宇所谓的中华第三帝国）的经济重心，具备了极其完备的产供销市场化系统，在每个细节上由牙商完成系统的连缀。而稳定的体系，充足的人力和技术，使得价格体系合理有效，商品市场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如同一个工厂的车间外部化为了一系列专业化的小工坊，也是另外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法，说明了“现代企业”在解决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非唯一性。

不说文化惯性和政治偶然，这一推论中经济结构的部分，对外贸易的融合是系统不协调的关键，也是历史中颠覆传统江南经济的最大原因。航运被海运大大替代，新工艺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暴力推广，使得原有系统紊乱。高度市场化，由于每个小经济体都依赖大量个体间交易，所以对社会环境的稳定依赖很高，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连续战争破坏了这一基础。

所以，这种传统时代高度发达有效的市场机制，必须背靠强大的帝国政治架构，而在连续百年的战乱和更长期的政治动荡中，无法生存而完全崩溃。

2013年9月6日

北京市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