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老师似乎是一位愿意与很多“主流”“知名”学者严肃讨论问题的人，本书中收录一些文章中颇有这等痕迹，但想来也是有道理的。与丁丁老师那种完全理念思考的康德式思维相比，本书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方向，以最基础的人类学式的调研为基础的研究。读此书我也经常会再度思考人类学和哲学的关系。起源于民族调查的人类学，有着调研的方法论——诚然，方法论而不是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根本，地理学、社会学先后退出前沿也正在于此——而哲学在最高的逻辑上联系各种问题的解决法则，这两者的契合似乎就是最完美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系统。但一切并无如此的简单。一定意义上来说，诸位大师都曾经做过这种顶级的尝试（比如马克思、格尔兹），但结果上来看这一看似最伟大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想，在统计学意义上，人类学方法使用了基于归纳的统计逻辑，而哲学方法则更多的使用了基于推演的形式逻辑，这二者的统一相当于要把统计学和数学完全连接起来——这当然不是有数理统计学就算完成了的。

再回到本书的内容：

三农问题是本书的主题。“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成为较为著名的概念；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对于很多土地问题的讨论，核心的议题是：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给农民——是对一个结论的否定形式，本书没有明确给出立论。相应的正面建议是：通过城乡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城市能够吸纳更多人口之后，三农问题会自然消解。相应的，需要否定革命浪漫主义的改革躁动，土地制度这类社会根本制度关系国运民生，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更不能头疼医头、治标不治本，表象化的改革一旦普遍化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在方法论方面，我想可以概括为一个社会的工程学问题：非线性放大。很多三农改革思路和政策并非基于对“全国”这个研究母体，而是轻易（甚至随意）的宣布一些特殊（紧邻大城市、局部而短时）的小样本代表了全国农民、农村、农业，一些试点方式可以全国推广。这种方法论，其实在社会科学中是非常常见的统计错误，一些被观测对象面临着众多的社会控制条件，忽略这些先验条件而宣告一些社会分组有效、进而得到特征性结论。而在统计逻辑上争论一些案例到底能否代表母体，平均数和个体抽样平均数的关系，这是不容易有结论的，所以，这类问题也最容易被“容忍”。如果要那么高标准，社会科学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当时如果仅仅为了急于得出结论，那么社会科学必将因为无效而失信于人、走向毁灭，是化学还是炼金术？

（未完待续）